编者按：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于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孕育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这些问题（当然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毫无疑问具有相关性，并无一例外的都曾在学术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与其他许多历史问题一样，它们的迷人之处是有很多可能的答案，因此也几乎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确定的答案。对回答这些问题的每一种尝试，事实上都为我们在当下的处境中理解和把握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这也正是我们刊发下面这篇文章的理由。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5月24日发表了刘华杰同志的《席先生，我不能同意您》一文，讨论古希腊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这不仅是因为我持有和席泽宗先生大体相同的意见，而且还因为这是一个为中外许多学者所关心、并且关系着一系列问题的问题。比如它的伴随物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后，又是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传统决定着现实的命运呢，还是相反？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刘华杰和席先生争论的焦点和归宿。席先生认为：“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而刘华杰则把近代科学的产生归结为文化问题，即古希腊文化中有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种子”，而中国没有（转述的不确切处由我负责）。
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我赞同席先生。不过，在这里难以做针锋相对的争论，而只想介绍一点我所理解的、席泽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以作两种观点的对话。自然，理解的不合之处，就是我的意见。
到目前为止，对西方为何产生近代科学而中国没有的回答，仅我所知，就有十数种或数十种之多，其中大多都是文化上的原因。这些文化原因又大体可归结为一句话：西方有古希腊，而我们没有。下一句话是：中国不仅没有古希腊，而且有官僚制度，有封建压迫，有方块字，有儒家文化，缺乏逻辑思维，不重视实验，没有欧几里德，没有《逻辑学》……总之是没有古希腊那样的文化种子。刘华杰的意见，可说是这种主流意见的再现。
然而在早几年，就有一种疑问提出来。比如欧氏几何曾经长期在阿拉伯地区流传，为什么就没有促使这个地区产生近代科学？而且欧洲知道古希腊文化不只一日，为什么只是在哥白尼时代及其以后才产生了近代科学？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科学种子为什么长期没有发芽？
这就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下一个问题：即使古希腊果然有那样的种子，那么，促使种子发芽的东西是什么呢？
于是，席泽宗先生想到了现实的因素。他想，一定是某种现实的“阳光和水份”使古希腊长期没有发芽的种子发了芽。至于这“阳光和水分”的内容？则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哥白尼、伽利略，维萨留斯，哈维，等等，几乎都是从反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结论中做出新发现，并且成为近代科学先驱的。那么，古希腊的“文化气质”是近代科学的种子，而由这种气质产生的结论却是近代科学必须要反对的东西，或者说，是近代科学产生要越过的障碍，那么，古希腊科学于近代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或者仅仅把古希腊人的气质作为文化种子，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同样的气质在彼产生一种结论，在此又产生一种结论呢？使结论不同的因素当不是种子中的，而是别处存在的，那么，它在哪里、又是什么呢？
近代科学确实用了古希腊科学的种子，比如原子论。然而，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原子论在古希腊、罗马的影响较之非原子论主张，要小得多。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认为物体必须接触才能产生作用、自然界厌恶真空等等非原子论的观点，在古希腊，比原子论观点的影响要大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使这个种子发芽，却使另一种子、而且是古希腊文化中更重要的种子干涸呢？
历史的发展表明，在一次重大事变之后，往往是过去非主流的种子发展壮大，而主流的种子却干枯甚至腐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就不列举了。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历史还有什么发展？
看来，种子不能决定种子的命运。就像考古发现的许多古代植物种子一样，它们能否发育成植物，不是它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古希腊科学能否发展成为近代科学，不是古希腊科学能够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跟着席泽宗先生说，现实的因素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然而，植物种子确实是种子，我们暂时抛开种子的进化不谈，一般说来，只有同样的种子才能发育成同样的植物。然而文化问题真的就和植物的种子一样道理吗？
中国禅宗有一句话，叫做“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让我们继承中国古人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思维方式，再问一句：古希腊的文化种子来自何处？
还有，古希腊人为什么就能创造出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种子，而太早熟、太聪明、太实际的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文化种子？在这里，我们就无法求助于古希腊的传统，而只能求助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当时的现实因素。
什么现实因素呢？不少人曾经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是海洋国家，而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海洋国家决不只古希腊，比如日本，比如英国，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创造出那个种子呢？
假如说是古希腊人的创造，那么，古人可以在没有种子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文化，为什么到了近代就不能重新创造、而非要有种子不可？
据有些学者研究，古希腊其实是继承了许多东方文化的传统，这其中有古埃及的，甚至有古印度的。假如说种子的话，则这些地区是否给了古希腊什么种子呢？而这些种子为什么在本土没有开花结果呢？
一个类似的事实是，那些最早创造了近代科学的人物，多不是希腊人，也不是希腊化时期那广大版图中人。而古希腊种子所结出的最丰硕果实，也不在希腊本土。为什么种子产生的核心地带，反而没使种子结出硕果呢？
再说得远一点。比如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民族，而它的传播却在犹太民族之外，在一个长时期里与犹太民族反而成为仇敌；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如今的印度地区曾经广泛接受了佛教，然而佛教后来的发展却在中国，而在印度的发展反而不及中国。
这些个种子为什么都在他处发芽，在本土反而断绝了呢？既然他处可以接受此处的种子，自己有无种子对于近代科学的发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墙里开花墙外香，此处产生的种子在他处生根发芽，都是历史上常见的事例。在这些地方，决定种子命运的，都是当时当地的现实因素。
这些问题，使我们对种子说产生了深深地疑虑，认为它未必是说明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没有产生的正确答案。
六古希腊文化对于欧洲，也是外来思想，问题在于中国人对待外来思想为何前后倨恭不一
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近代意识的意大利，到此后在科学上依次领先的法国、英国、德国等等，都不在古希腊的版图之内。严格说来，古希腊文化对于他们也不是固有的文化种子，而是接受的外来思想。
那么，中国人在同一时期，即明末、清初时期，为什么就没有能够接受那些外来的科学、并且使之发扬光大呢？是中国没有向他人学习的基因吗？为什么隋唐时代，会有那么多高僧不惜千辛万苦去西天取经，明末清初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西方去学点什么？！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变了，其中的先进分子，逐渐地、呈加速度发展地、十分热烈地要向西方去寻求真理。直到今天，中国人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的热情仍然有增无减。中国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改变了自己的文化气质，不再保守顽固，而如此虚心好学了呢？
话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和席泽宗先生一起大声地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
有人根据古希腊的哲学成就，说古希腊人喜爱冷静思考。然而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却偏要展示古希腊人的狂热，整夜的酗酒狂饮。对一个人的性格下一断语，往往是张三李四不一，何况对一个民族！
虽然中国有庄子讲“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有子列子对忧天、不忧天都无所容心，然而中国人决不是都在玩弄辩证综合的把戏。在那些不可含糊的地方，中国人也决不含糊，决不玩辩证综合的把戏。二十年前，中国科技大华同旭博士做了部讲漏刻的书，不过是中国人一丝不苟情况的事例之一而已。
一个民族的气质如何，实难断言。如果一个西洋鸦片贩子看到几个胁肩谄笑的清朝腐败官吏，就认为中国人都是如此，好欺侮，可就大错特错了。
单说中国知识界吧，魏晋人多放达，然而反对放达的人决不比放达者少；宋明理学家酸文假醋，然而风流倜傥者也读程朱。看看《聊斋》，缠绵于狐鬼之间的都是谁人。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之类，干柴烈火般求爱做爱的，都不是没有文化的农夫。
对一个民族的气质下断言，实在是难以符实。
而且所谓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个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所以陷溺其心者”，就是现实的因素。至于“兔子不急不咬人”，“一阔脸就变”，“官升脾气长”等等格言，则是普通群众对现实环境改变人的气质的经验总结。
一个民族，气质改变的事也不胜枚举。汉唐盛世时，中国人的气质如何？什么时候变得一见洋人就膝盖发软了呢？有些民族，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称霸欧亚非数洲、甚至称霸全球，如今为何变得绵如羔羊，或者只会跟在别人后学舌呢？
至于文化种子，过去没有而以后才出现的不知凡几，假如以后出现的东西都必须是固有种子的发芽，人类何以谈得上发展？
原始时代简单的社会生活，只能使人有质朴的性格。那奸诈的诡计，挑拨的手段，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唇枪舌剑的谈判技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气质，无一不是所谓“获得性遗传”。至于文化成果，更不必说。
汉代王充说，如果人死为鬼，那么如今应该到处是鬼，这世界能盛得下吗？在种子问题上，则其道相反：假如后来的发展必须有原来的种子，质朴的原始人哪里制造得出那么多种子？
如果把传统的因素作为种子或遗传基因，那么，这种子或基因就有许多种。然而在发展中，有些种子和基因得以发芽成长，有些种子或基因就得不到发芽和成长的机会，甚至发霉、腐烂，至于消失的。因此，对于历史事变，在种子和现实二者之间，种子可说是最无力的。
即使同样的种子，后人拿它作何用处？也是种子所无能为力的。基督教拿了古希腊的科学种子，去论证它教义的合理性，使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形。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多用来做敬神的爆竹；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测风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却长期弃置不用。这些，可都是西方近代发展的宝贝。
而所谓的种子，其实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且是容易造成许多误会和误解的比喻。因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新因素不断产生的过程。这些新的因素，可说都没有过去的种子。如果是过去的种子之芽，也就无所谓新因素。
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者基因论不敢妄加褒贬，但把生物学上的种子说或基因论移植到文化问题上，我称之为“传统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或传统决定论也是文化学上的“血统论”，似乎某个民族的祖先没有某种文化基因，他们的后裔就长不出某种文化个体。这种血统论，是文化问题上最大的误区之一。
至于中国古人是否太聪明、太早熟、太实际？这的确是曾经有过的一种说法，然而却也只是一家之言。也只能是略备一说，难以成为立论根据的。比如刘文中提到的《列子》书，一般认为是魏晋时代出现的，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种学问，被称为玄学，所谓玄学，就是不切实际的学问。
还有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其科学状况究竟如何？也是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然而此时却无法多说的问题。如果定要说上一句，那就是说，断言中国古代无科学，只是些零星的小知识，似乎也有点疑古过勇。当初中外学界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无哲学，然而胡适、冯友兰写出了中国哲学史，现在很少有人再说这样的话了。笔者盼望，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能够像胡适、冯友兰一样，写出一部不涉技术问题的纯科学史来。并且笔者相信，这样一部书定会出现。到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刘华杰同志的文章的回应，不如说只是一连串疑问的堆集。我衷心地希望刘华杰同志及其有志于此且见解高明者有以教我。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仅会使我个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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